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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立墓志铭“补遗”

发布时间:2019-06-13 丨 阅读次数:

陈立墓志铭“补遗”


    自古铭以人传,而非人以铭传。陈立先生和我有一次谈起过墓志铭。他开玩笑地说,最有用的铭文是:Hewasbornandcried,helivedanddied (他出生,哭了;他活过,死了),因为这句话适用于每个人。可见他自己对墓志铭并不重视。当然,没有人会写这样的墓志铭。从六朝开始,古人对碑铭都很重视,特别是那些有些功业的人。所谓“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”。墓志铭虽然写的是死者的事,但死者本人却无法决定其内容,即使生前把自己的墓志铭写好了也没人用。在今天大众媒体的时代,墓志铭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。因为几乎不会有人去从墓碑的大理石上了解死者的生平。如今公墓里绝大多数新添的墓碑上只有很少几个字,而且大都俗不可耐。生平辉煌者,字略多点。陈立生前有一定的名声(先生自己可能会自称“虚名”),所以家人对他的墓志铭比较重视。由于墓志铭的好坏没有标准,免不了见仁见智。先生最早的墓志铭如下:
    
    陈立,字卓如,一九○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平江,二○○四年三月十八日卒于杭州,享年一百○三岁。中国著名心理学家、教育家、工业心理学创始人、科普工作开拓者。杭州大学校长、浙江大学终身教授、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院士。曾获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、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终身成就奖。先生一生追求真理,献身科学。教书育人,为人师表,光明磊落,无私奉献。
    
    开宗创派,巍巍门墙哲人耆颐,家国之祥世传硕德,多士雁行众山环仰,永葆其昌
    
    墓志铭分志和铭两部分。志中所记生平事迹和籍贯等,应该没错。当然只能是个大概。百年风雨人生,岂是几行刻石能够写全?铭文是文人常用的套语,不仅与志中的内容重复,且多少有些夸张。这也难怪,铭文本来就是歌颂功德的(有时也抒发悼念者的情怀或对死者的安慰)。严格说,先生并没有创立一门新学派,只是将其引进中国。即便真是他创立了工业心理学,也不可能是巍巍门墙,要不然,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进来了。雁行意指像大雁飞行那样相次而行,也有弟兄之意。《诗经》云“两服上襄,两骖雁行”。用于此处不知妥否?
    
    有一天,范景中来访。看到墓志铭,也有同感。范自告奋勇重写。隔天,他带来新的碑铭。志基本沿用原文,只将后部分改成:先生一生追求真理,献身科学,文行敦洽,雅静如诗。教书育人,克尽厥职,光明磊落,百代之师。
    
    铭文则为:绿水之湄,碧岩之侧。渊渊哲人,长眠山阿。昱昱其文,巍巍其德。贞石其铭,松柏其则。
    
    范文在文情两方面优于前文。而且,铭文古气纵横、韵味极佳。比如,“昱昱”与“巍巍”的上下结构相配,并与《论语》中的“郁郁其文”同音。后来,陈亦明在碑文中加入“1933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”。此条很重要。毕竟,极少数人能够有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智力、毅力和机会。
    
    铭文中所记陈立平生的主要作为,是否先生自己引以为荣的,则很难说。我想,假如依照先生自己的意愿,他可能会把自己的两本文集列上去。这样说有一定根据,因为他对自己的文集极为看重。1992年底,《陈立心理科学论著选》出版后,他写信对我说:不管论文质量如何,作为一个读书人,总算给后人留下了一本书。我想,这是他的真心话。职称、荣誉和头衔只是过眼烟云。后人对他的了解,主要是看他的所做所为。作为一个以文人自喻的学者,其主要工作都记录在他的论述中。他看重自己的著述,特别是年过90才出版的著述,是很自然的。
    
    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他对论文集的重视。有一次,我告诉他,他序言中的第一句话错了。“晚清袁了凡说过,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”———袁了凡乃晚明人也。我说完,就去忙别的事。他也开始忙他的事。两天之后,他告诉我,他查过,果然是错了。并把他查到的关于袁了凡的所有信息告诉我。我当时极为震惊和内疚。以他90多岁的年龄和作了白内障切除手术的视力,该是花了不少精力才查到那些资料。早知如此,当时真该帮他查出来。袁了凡即袁黄,浙江嘉善人,字坤仪,了凡是他的号。看来他没有留下墓志铭,因为今人不知道他的生卒年,只知道他是万历年进士,学问广,文理皆通。有《两行斋集》、《皇都水利》、《评注八代文宗》、《袁了凡纲鉴》等著作留世。《了凡四训》在晚清流行较广。
    
    之后,他便用一瓶改正液,把剩下的所有文集中的“晚清”两个字涂掉,再赠送人。我看他涂过的书,涂得极为认真,白液匀称方正。后来,我索性把关于这句话的其他资料给他查了出来。就我所知,此语最早出自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“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”(我顺便给他买了一册《淮南子》)。蘧伯玉就是《论语》中提到的那位卫国人,名蘧瑗。孔子在他家住过,并称赞“君子哉蘧伯玉”。有次,孔子问他的使者,蘧伯玉在家做什么,使者回答:“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”(他想减少自己的过失而未能做到)。这位严于自责的卫大夫显然是古代文人贤者的榜样。他知非的故事在过去大概人人皆知。最近我读道,李清照“《金石录》后序”中竟然用此典故来描述自己的年龄。她在叙述自己从18岁到52岁其间与夫君赵明诚收藏金石书画的艰辛时说:“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,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,三十四年之间,忧患得失,何其多也?”。(“陆机二十作文赋”。比陆机作赋时少两年,即18岁)。用这样复杂的方法说出自己的年龄,不会是因为李清照像现代的女子那样不愿露老,而应该是她想借此表达自己对两位前贤的敬仰,表明她和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。中国文人这一优良的“知非”传统,是统治者所缺乏的。后者总觉得自己一贯正确。
    
    先生90岁时,想到了这句话,说明他也像袁了凡一样,感受到岁月的流失和对自己以往过失的悔过之情。他曾多次说过,他一生太顺利,无法写回忆录,只能写忏悔录。作为临终还在阅读卡尔·波普尔的学者,作为一位极具中国文人特征的教育家,他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应该是出自内心深处的。
    
    从效益上说,自我批评比总结成绩更值得做。总结成绩对自己的虚荣有好处。而已经做成的事情,要么微不足道,要么已经广为人知,总之无须赘述。但自己的失败或过失,却不一定有多少人知道。所以,总结失败可以给后人提供借鉴,避免犯同样的错误。可人是好面子的。失败不是光彩的事。要总结,首先要战胜自己,要具备一定的自信、境界和修养。
    
    知过的人显然应该尽力避免犯错。特别是上述那种可以避免的文字错误。文章千古事,为文者理该重视。可惜他的《论著选续集》命运也不见得更好。续集编辑时,他真正算得上老年人了,虽然他自己不认为自己老。但体力和视力已经不再听使唤,加上时常住院,文集的选编完全依赖他人。为文者希望给后人留下最好的东西,可自己又无能力保证其质量,这种无奈的心情,非亲历者,恐怕无法理解。
    
    果然,续集出版后,多有不如人意之出。错漏之处时有发现,真正是“欲寡其过而未能也”。他每发现一处差错,总免不了感叹一番,那种自责和惋惜的神情,令人深切同情。我当时便想,假如自己不幸活到他那个年龄才出书,宁可不出。
    
    墓志铭既不能涵盖先哲的业绩,也无法揭示先生的性格情怀。这或许是这本纪念文集问世的理由。纪念文集的出版,无非表达生者对死者的一种纪念和尊重。如果死者的生平和作为能对后人有些借鉴和鼓舞,那便是额外的收获。尊重对死者而言,已经无所谓。生者如果能正确理解“尊重”的含义,则应该认真对待死者留下的精神财富。呜乎,斯人已逝,怎知后人是什么德行?
    
    
    ■杨思梁 2005年7月6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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